高問何以最討便宜，胡適說道：
“當初我並不準備什麼犧牲，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里並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此事的過分讚許；這種精神上的讚許，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讚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
事見胡適當天的日記。
“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是胡適無意中說的一句話，不管這話在這兒有沒有勉強的成分，就胡適一生來說，尤其是就他初回國的那些年的為人行事來說，這句話可說是他的一個人生準則。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是很不容易的。
行吾心之所安，最重要的是踐行自己的人生理念與社會理念。
好多人都認為胡適是個說得多，做得少的人，不能這麼看，文人對社會盡其責，說也是一種做。至於這個說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論，有時說就說了，並沒起什麼作用，有時說了還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評判的標準，那是勢利者的護符，非是盡責者的擔當。敢說和不敢說，是不一樣的。還有的人認為，胡適只是談論政治，而沒有實際從事政治的能力，那就更沒道理了。
所以造成這樣的印象，或許與胡適本人的一些說法不無關係。比如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國後，胡適曾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實際上，胡適的一生，幾乎沒有停止“談政治”。他主編的《努力周報》，和幾個朋友辦的《獨立評論》，都是時政刊物，他在上面發表的文章，也大都是談政治的。
胡適確實說過他“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的話。梁實秋在《懷念胡適先生》文中曾說過這樣一件事。某一時期，有些人想推舉胡適領導一個政治運動，他謙遜不遑地說：“我不能做實際的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梁文中接下來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生長於婦人之手，是否暗示養成“婦人之仁”的態度？是否指自己膽小，不夠心狠手辣？當時看他的態度十分嚴肅，大家沒有好追問下去。
這裡的“實際政治活動”，不是指對時局的建言，而是指從事政治運動，只能說他沒有這個興趣，不能說他沒有這個能力。他是要始終保持自己獨立不羈的身份，不願糾纏進實際政治的是非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