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上海有個日本人，郭沫若說是“一位有名的集納主義者”，不知是什麼意思。這個人和魯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說法是，在上海和魯迅喝過幾次茶。這個日本人在紀念文章里，說魯迅對他說過這樣兩句話，一句是“我對於馬克思的著作不曾讀過一頁”，一句是“蘇聯幾次請我去，我都沒點頭，我倒很想到日本去遊歷”。郭沫若跟魯迅，連這樣的交情也沒有，只好說：“這話有點令人礙難相信，即使有，也怕是臨場的一個煙幕。”
前後不同的兩種評價(2)
抗戰開始後，中共中央把郭沫若樹為國統區文化戰線上的一面旗幟之後，他對魯迅的評價就更高了。從他寫過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難看出這一點，比如《魯迅並沒有死》、《魯迅和我們同在》、《魯迅和王國維》等。不管是剛死了以後說繼承魯迅的精神，還是抗戰中說“魯迅和我們同在”，郭沫若的評價都是跟著毛澤東的評價來的。
對這種截然的轉換，曾任過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的陳獨秀，是不以為然的。他說過這樣的話：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我對於魯迅之認識》）這段話是一九三八年說的，當時陳獨秀尚是自由之身，還沒有被國民黨政府羈押，他說的這些話應當說是可信的。
從郭沫若對魯迅前後評價的不同，就可以證明陳獨秀說魯迅轉變前後的話，沒有說錯。
魯迅的思想資源(1)
魯迅究竟是個怎樣的人，這就不能不說到魯迅的思想資源，或者說是思想根源了。
人都是社會的人，行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則受身世、教育、社會環境的影響。魯迅也不會是例外。魯迅的思想資源約略說來有三，一是自幼受到的家庭變故的烙印，二是從少年時代起接受的中國傳統經典的訓練，三是在日本留學時受到的西方思潮的薰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