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受到的家庭變故的傷害，用魯迅的一句話說就是：“有誰從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這句話反過來講，就成了有誰從小康之家陷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了解自己思想的變化。少年時從小康之家陷入困頓的遭際，如同一個難以驅散的魔魘，一直伴隨著魯迅的終生。只是不同時期，其內容有不同的變化。青年時期是婚姻的不幸，中年時期是與胡適、徐志摩等新派人物的格，晚年則是與周揚等左派人士的齟齬。仿照前面的句式，這些事情均可變為他心中的長嘆：
有誰有這樣不幸的婚姻麼，正在青春年華，滿腹學問，卻只能攤上這樣的妻子……
有誰有這樣不幸的時運麼，正當人到中年，事業有成，卻遇上這麼多留學英美歸來的新派人物……
少年時所受的中國傳統經典的訓練，是任何一個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都既蒙其澤惠又受其局限的，只不過在魯迅身上表現的更其突出罷了。其澤惠一為中國舊文人的耿介，一為良好的文字功底。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在魯迅身上更有其明顯的發展脈絡，成年後可以接續他的整理古籍，比如輯校《嵇康集》《會稽郡故事集》等。這一影響，成為他狷介的個性的主幹，也成為他判斷人事的基準。加上他的文字的功底，又鑄成他文章的風骨，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所說的“魏晉文章”。
以上兩點，或深或淺，見智見仁，以往的研究者都有所闡述。現在我們要探究的是，作為一個清末的官派留學生，魯迅在日本那些年，究竟獲得哪些思想資源。這些思想資源，對他回國後從事文化事業，有哪些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在這一方面，日本的魯迅研究者，有過細緻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年魯迅赴日本留學時，正當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適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熱”處於巔峰之際。在他留學的年代裡，日本文學中尼采熱逐漸減退，不久即迎來自然主義的全盛期。但是，作為一個清國的留學生，深知國事多艱，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還是尼采的極端個人主義。從另一面說，也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東京時期和魯迅最為親近的周作人就說過：“豫才在那時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考慮到說這話，是在解放之後，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說，民族主義是一种放大了的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則是一種縮小了的民族主義。
伊藤虎丸在《魯迅早期的尼采觀與明治文學》一文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