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如果马嘎尔尼在京城多逗留些时日，跟他口中的“中华帝国”的公务员们交流交流国际经验和心得，很快就能发现，这艘**的掌舵者虽然是名义上说一不二的最高决策人，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并没有一言堂的权力，或者可以说是不敢一言堂，因为他的水手们可以像马嘎尔尼看到的那样卑躬屈膝，以至于被这位异国使者认为是毫无尊严，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自主选择给不给他们的“船长”面子——在两边护航的可以义正言辞地表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舱内办事的也可以毫不客气地据“礼”力争，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前仆后继的状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这些“水手”们管得越宽，甚至连“船长”早饭吃了几粒米，从卧室到办公室应该走几步，都上升到了国家大事的范畴，要讨论决定，而且一旦决定出来，作为“船长”还必须照着执行。
要是“船长”愣是不执行，甚至为了耳根子清静把这些倒霉的“水手”给扔到海里喂鲨鱼，当然原则上说也没什么不行，但是纵观“中华帝国”这条大船几千年延传下来的“航海日志”可以发现，能做出这样“壮举”的人实在不多，而且这样做的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英明神武如唐太宗为了不被魏征批评也只能活活闷死自己的猎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结果了这个爱挑刺儿的，可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千古第一贤德的长孙皇后，硬是把这事给化解了。
最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文官治国，是为了控制武人的野心，防止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发生在他的后代子孙身上，出于社会责任考虑也是预防五代十国，各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武官的确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群体难以对付的群体，稍有点不顺心立马闹出点事端来让上面也不顺心，没脑子的揭竿而起，占个山头为王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些智商的会借助地理优势拉帮结派甚至礼通外国，伺机而动，历朝历代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诸如使其家眷留守京师的做法来牵制武官的行动，但这不过就是皇帝自欺欺人的把戏，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要有心造反的，谁还能在乎自己的家室妻儿，朝廷要是把他的老婆孩子杀了，他就更加有继续作乱的理由——上头不义，休怪他不仁。
相比之下，将手无缚鸡之力，又只热衷于动口而耻于动手的文官阶层充当这个国家的顶梁柱，其安全性能的确提高了许多，但是当皇帝的未必就会觉得这样有多舒服，诸多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个团体只能被使用不能被征服，这些人办事不是受制于皇帝的个人魅力更加不是受制于对朝廷的感恩戴德，而是遵从着孔子、孟子的礼数尊卑，你皇帝遵从孔孟之道，他们挺你，为你出生入死，肝脑涂地眼皮都不带动一下，要是碰上个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们就会开始对你实行围攻政策，当然他们不会造反，因为孔孟告诉他们要忠君爱国，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办法，比方说无孔不入的禁言战略，只要你不聋，大概是受不了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同的声音重复着同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