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他说，“对，我本来可以请求隔离，但我没有。”
“为什么?”
“在我人生中的那个时刻，是否活着对我来说无所谓。”
“那么那条伤疤是怎么搞的?”
“有一个叫斯莱特里的大块头，他试图让我……呃，这么说吧，他十分孤独，想要寻求同伴。他说如果我不顺他的意，他会割断我的喉咙。我告诉他尽可以帮我这个忙。”
“于是他割了你的喉咙?”
“不，事情不是那么运作的。他是个老板，不是手下。他让一个小阿飞来做这件事，一个希望出名的孩子。我甚至没有看到它发生。我感觉一股热流从我肩头流下来。我把手放在喉咙上，感觉到血从我脖子往外喷。差点死了。他们把我草草包扎后，强迫我进入隔离监禁室。三十年中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在那里度过，四周吵吵嚷嚷，一天中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混凝土墙内。那可以让一个人发疯。”
“你是在监狱碰到你兄弟的吗?”我问道。
“我兄弟?”
“维吉尔——是叫这个名字吧?”
“啊，维吉尔。”他深吸了一口气，似乎要叹气，一阵疼痛袭来，震动得他不得不在轮椅里坐直。他抓住轮椅的扶手，手指顿时没了血色。“我想……”他说着，吐出急促的呼吸，似乎他在生孩子，等着那阵疼痛过去。“那个故事……要改天……再讲了。”他招手让一个护士过来，请她拿他的药来，“恐怕……我马上……要睡了。”
我感谢他跟我交谈，拿起我的背包和录音机，往门口走。在前台我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找到了维吉尔·格雷给我的那张名片。我得听听这世上唯一相信卡尔无辜的人怎么说，这是唯一否认卡尔·艾弗森罪有应得的声音。我拿出名片时，珍妮特靠着接待桌，轻声说：“他今天没有吃止疼药。他希望你来时他头脑是清醒的。他明天或许整天都会神志不清。”
我没有回应珍妮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
距我接到那位公共律师办公室的电话告知我卡尔剩下的材料准备好，已经几个星期了。可我还没有去取，我对此感到抱歉。要不是维吉尔·格雷建议我们在市中心碰面，那个箱子很可能会一直放在那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里。就算不读那堆和我膝盖一般高的文件，我的作业就够花时间了。但我给维吉尔打电话时，他建议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大楼外的一个小院子见面。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他坐在院子边的一条花岗岩长椅上，他的手杖靠在他的那条好腿上。他看着我穿过长长的广场，没有向我挥手或者以其他方式对我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