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當然代表了統治階級，不然從何而來？去代表被統治階級，這政權自然也就被推翻了。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幾千年來，有農民起義的實踐，有理論家的推演，最終都沒有解決問題，那麼就只能維持這種結構了。不要以為古人不考慮這種問題，消滅依賴於土地的剝削制度，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從來沒有停止，徐平門下就有李覯和張載一直堅持。只是歷史的現實，告訴人們這樣做不行罷了。前世的土改不只是均分土地，那些與土地制度相關的措施，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幾乎全部實踐過了。真正讓土改成功的是與土地無關的配套措施，伴隨著的是工業化，沒有工業化伴隨，土改不成其為革命。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為土改是封建社會的屠龍技，卻不知人類社會根本沒有屠龍技。
宋人常說，與天子共治天下的，無非是一二大臣。坐到了這個位子上，就要有這種自覺，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多向調和階級矛盾的方向靠一靠，就是好人，這是中國人一直堅持的文化傳統。或者說，偏向維護統治秩序，是法家，偏向調和階級矛盾，是儒家。
中國文化比較早熟，先秦諸子幾乎向每個方向做了探討。法家的本質不是法制，實際上當時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天下整齊劃一，治理國家社會只要嚴刑峻法即可，不需要調和。儒家的本質也不是人治，而是對統治者限制，講的是階級調和。先秦諸子講天下大一統的，就是儒法兩家，道墨則講分而治之。秦朝完成了中原政治上的統一，漢朝完成了文化上的統一，封建制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在政治上深刻影響後世的就是法儒兩家。政權的兩面性，決定了這兩種思想必然並存，儒皮法骨是必然。
歷史上儒法兩家都講規章制度，真正執著於用法制來治理社會的，最早是用法家制度的秦，另兩個是儒家占上風的漢和宋。法制不法制，不是法家和儒家區分的根本，根本是法家強調維護統治秩序，儒家則講階級調和。至於人性善惡、三綱五常、仁義道德，都是從這個根本目的延伸出來的細枝末節。
當認為國家已經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不需要再調和的時候，便就會推崇法家，「勸君少罵秦始皇」。認為人性沒有善惡，人與人沒有什麼不同，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頑固地沒法教育的，就是敵對分子，敵對分子越來越多，法家的高壓就出現了。當認為天下整齊劃一沒那麼重要，出現矛盾就是調和不到位，便就一切和稀泥，萬事和諧。
徐平兩世為人，還沒有見到徹底不需要調和的穩定社會，不知道那是個什麼樣子，應該怎麼做。他來當政，調和必不可少，儒家這張皮不能丟。而秩序要穩定，中央集權必不可少，法家這副骨架也不能丟。向調和階級矛盾的方向偏一點，施政的手段以壓制剝削階級為主，就是以儒家為主。
只要是階級社會，政權就有兩面性，一面是維護統治秩序，一面是調和階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