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它是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誌、就道德規範而言，它是對四德的進
一步具體化。
利與義，是道德哲學的基本問題。孟子儘管承認人們物質利益的必要性，肯定
先富後教、恆產對恆心的重要性，但在價值取向上，他還是義勝於利，認為道德原
則重於物質利益。
《孟子》開宗明義就是：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奉勸梁惠王只能講仁義，不能講利，認為如果講利，就會引起爭奪、招致
政權顛覆。因此，從表面看來，孟子似乎認為利是萬惡之源，義與利是對立的。其
實，孟子這裡所說的“利”與“義”含義較為複雜。孟子所謂“義”，既是統治階
級長遠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體現，又包含有一部分社會公共利益甚至一部分人民利益。
他所謂“利”，實際指統治者的個人私利以及所代表的小集團利益，或者是眼前利
益、局部利益。這從“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之“利”
的對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罔此，孟子在這裡崇義而抑利，實質是反對統治者為一
己之私利而置整體利益、長遠利益而不顧。他認為如果統治者帶頭追求個人或小集
團的私利，全國人人爭而仿效，那麼就會使國家和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
受到根本性的損害。因而他提倡義，要用義來規範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這種“義”，
實質就是以道德原則為形式而出現的“公利”。孟子所謂反對“後義而先利”，就
是反對置私利於公利之先。而提倡公利，最終還是有利於統治者本身。不求利而利
自得，這正是儒家的辯證法，正是孟子講仁義的本旨。
正因為孟子重公利之義而貶私利之利，所以在對待個人利益與公利、生命與道
德價值的問題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捨生取義”說：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