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靜之道”，指運動變化之道。這是說，推理論證是使用自我同一的概念來說明
它的運動變化規律的一種思維形式。荀子的這一定義，突出地肯定了推理是概念的
運動，是一種創見。
總之，從思維的結構上說，荀子認為，名是思維的細胞，有了名才能下判斷，
才有辭；有了名和辭，才能進行推理和論證，才有辨說。名、辭、辨說各以前面的
思維形式為前提，越來越趨於複雜。從思維的作用上說，無論名辭，還是辨說，都
是為了喻實的，其中名更為根本。“命不喻”然後才有期，“期不喻”然後才有說，
“說不響”然後才有辨。可見，辭和說辨都是為名服務的。
既然名如此重要，那麼，制定正確的名的要領和方法是什麼呢？荀子在《正名》
篇里提出了五條。
第一是“同則同之，異則異之”。事物相同，其名也同；事物相異，其名也異。
第二是“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這是就語詞表現形式而言。如果
用一個字就可以把某種實表達清楚，就只用一個字表達；如果用單名不足以表達清
楚，就用一個字以上的復名（即兼名）。
第三是遍舉用“共名”，偏舉用“別名”。荀子說：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遍
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
後止。有時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
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
荀子此說，不但闡述了一個制名的方法，而且也是對名的推演關係和分類理論
的一個創造。“推而共之，共則有共”，共名沿著“共”的方向推演，是名的概括。
概括的結果，使名的外延擴大。“推而別之，別則有別”，別名沿著“別”的方向
推演，是名的限制。限制的結果，使名的外延縮小。荀子認為，這種概括和限制又
都不是無止境的。“共”至一定程度則不能再“共”，這就出現“無共”。無共是
最後的共名，也是外延最大的共名，即大共名。“別”至一定程度也不能再“別”，
這就出現了“無別”，“無別”是最後的別名，也是外延最小的別名，即大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