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么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
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
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
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
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係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
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
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穫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
“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
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
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
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
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
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並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
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
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
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並且認為：“儒
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託身儒門，
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
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
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
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徵，只
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
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