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起最後決定作用的力量，即“天命”。公伯寮誣孔子，孔子曰：“道之將
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冉伯牛染疾，孔子
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子夏進而精闢地概括為：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也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萬章上》）亦認為在人力之外還有一種非人的自然力量。王充也繼承了孔孟的
天命說，對子夏的概括十分傾心，在《論衡》書中再三致意，反覆論證。其開篇自
《逢遇》以下及於《初稟》十有二篇都是討論命運問題。王充說：“凡人遇偶及累
害，皆由命也。有生死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
凡有首目之類，莫不有命。”（《命相》）人的進退出處，遭遇幸偶，生死壽夭，
富貴貧賤，都受命的制約，命運充斥於天地之間，無所不有，無所不在。這是一種
客觀的必然性。王充在認識了天命的必然性外，還提出了“時（時機）、遭逢（機
會）、幸偶（知遇）”等概念，亦即偶然性問題。認為時運、機會、知遇等等是實
現命運的表現形式，而時遇遭幸又是受命運決定和支配的。偶然性寓於必然性之中
（“凡人幸偶及累害，皆由命也”）。這是王充對孔孟天命觀的重要補充。在對待
人與天命的關係問題，孔子認為一個人要想成為君子，端賴其對天命的感知和對天
命的敬順：“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一君子畏（敬）天命。刀
（《季氏》）人對於天命不是盲目和宿命的，而是自覺的，人當順天命，盡人事，
實現天人和諧。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更是天命的主宰，人在天命面前是
自由的。孟子也主張“盡性”“知心”以“知天”，人與天仍然是和諧的。王充則
認為：“命不可免，時不可力。”“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
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命祿》）命運不可逆轉，富貴不可強求，人在天命
面前無能為力，最多可以做到“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不怨天不尤人而已，
別無選擇！這就徹底地陷入了宿命論的泥坑，難以自拔了。這是王充一生不偶，仕
屢遭黜的境遇給他造成的創傷，但在學術上也是他的重大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