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末路流於繁瑣、晦澀，異說紛陳。唐初雖有《五經正義》統一經學，但只是對文
句的解釋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談經學者“不復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
擊傳注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種更加簡便的解經模式，“但以通經為意”，不講
家法，不根師說，兼取三傳，合而為一。啖助說：
予所注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
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注]。
所謂“理”，實際上是他們這一學派的一種主觀方法。藉助於他們標舉的“理”，
以此作為標準，去衡量前人傳注的是非，“考核三傳，捨短取長”，直接為《春秋》
作注。因此，他們主張凡是與《春秋》無關的傳注，應予刪削。在回答“無經之傳，
有仁義誠節、知謀功業、政理禮樂、謊言善訓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責難
時，啖助回答說：
此經《春秋》也，此傳《春秋》傳也。非傳《春秋》之言，理自不得錄耳。非
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人《春秋》乎[注]！
這樣，經學更加簡明，較少繁雜蕪穢之弊。今觀現存陸氏三書，確實做到了這
一點。這也是啖、趙、陸的《春秋》學能風靡中唐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三、問理本生人為重 論治亂變而得中
啖、趙、陸新《春秋》學的出現，與中唐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兩漢以來，儒家經學一直以章句與註疏作為主要形式。儒家義理被淹沒在訓詁
義疏的海洋之中，學者把明章句、通訓詁作為“窮經”的目的，把畢生的精力耗費
在裡面，使儒學失去了原來切近社會、重視實踐的活力，而且學者成了書蟲，不再
考慮、關心社會，關心生民。特別是魏晉南北朝，經學成為少數門閥士族的傳家之
學，世代相傳，儒家文化喪失了它的大眾性一面。部分學者死守章句，不知變通。
因此，經學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形勢。到隋末唐初，這種章句之學已開始受到批判。
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說》，以闡明儒家之道為己任，而對儒家文化的內在精神作出
自己的理解，提出“通變之謂道”，“道能利生民”，主張通變，重視生民，使儒
學能切合現實，解決社會的實際問題。到了中唐，逐漸形成一股懷疑思潮。面對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