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建立後逐漸發展的社會矛盾，部分學者對舊的章句之學的傳統觀念和方法表示
懷疑，提倡富於批判精神的一家獨斷之學。劉知幾《史通》就是這一學派的代表，
這股懷疑思潮，是唐代中後期儒學復興運動的前奏。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春
秋》學，正是這一思想的繼續。他們的經學研究具有“通經致用”的時代特點。趙
匡在《舉選議》中批評那些遠離實用的章句之徒說：
疏以釋經，蓋整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
華，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注]。
他看不起那些“口問義、誦疏文”的讀書人，認為這是白費精神去學習那些無
助於自己，無益於社會的業務。陸淳曾對呂溫說：
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咸臨泰階，請問理本，其能
以生人為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躋盛唐於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注]！
在陸淳看來，國家政治的根本在於“生人為重，社稷次之”。這樣，陸淳等人
在章句訓詁盛行於世的時代，獨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們的主張代
表了對兩漢以來經學的反動以及向儒學原旨復歸的歷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陸淳著
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注]啖助也說：“夫子之志，冀行
道以拯生靈也”[注]。他們繼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並將其貫穿在《春秋》學
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一條經文，陸
淳不採三傳舊說，認為“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賢非德之人不
應居於統治地位。如果“捐軀以守位，殘民以守國”，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
惡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實際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對專制制度
進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軍旅例第十九》中，陸淳記啖助之語說；
觀民以定賦，量賦以制用，於是經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經綸，武足以
禦寇。故靜而自保，則為禮樂之邦，動而救亂，則為仁義之師。……今政弛民團，
而增虛名以奉私慾，危亡之道也。同書同卷《賦稅例第二十一》陸淳記趙匡說：
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
故君子慎之。這類理解，是對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義”思想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