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皆由之”[注]，實際上這也是一個“道統”，與韓愈之說相呼應。他認為，孔子
集先聖之大成，“夫子之道閡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注]他聲稱讀書作
文“其歸在不出孔子”[注]，一生努力為“延孔子之光燭於後來”[注]
。但他不贊
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條以矜世取譽。他特別強調通經以致用。在永州時，他曾在文
章中說：“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
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注]他認為，得到了官位，就應
該把平生所學的“聖人之道”付諸實踐，這樣才不辜負孔子的教誨。單單靠講說誦
讀，難以稱之為儒。他又說：“仲尼之說豈易也？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
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
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仆幸非其人。”[注]他
鄙視僅得皮毛的學習方法，更看不起章句之徒。他提出要把握“孔氏大趣”[注]，
即要擺脫聖經賢傳表面文字的束縛，直接理解儒學的基本精神。這種基本精神就是
所謂的“聖人之道。”
在《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
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核，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
在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
他批評言儒術者迷失了儒學的精神實質，使“道不明於天下”，儒學失去了人
心。他要為恢復儒學的本來面目而吶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積極用世的政治態度和不重章句的學術思想，使他接受了啖
助、趙匡、陸淳的《春秋》學。在長安時，他從友人韓泰處得到了《春秋微旨》，
又從呂溫處得到《春秋集傳纂例》。他任禮部員外郎後，陸淳做太子侍讀，他們居
處近鄰，柳宗元拜陸淳為師。因此，柳宗元受到陸淳學派的基本觀點和方法的深刻
影響。柳宗元極為推崇陸淳的著作，認為它們真正體現了“孔氏大趣。”他說：
“《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注]認為陸淳的著作真正發揚了《春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