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義。他在《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中概括說，對於《春秋》三
傳論註疏說者百千人，著作“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
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而陸淳與啖助、趙匡“能知聖人之旨，
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
是其德其不侈大矣哉！”他盛讚陸淳等人的治學方法為普通人學習“聖人之道”提
供了簡捷的途徑，使人能真正把握“聖人之道”的真諦。
柳宗元還接受了陸淳學派的懷疑精神，對自己認為不正確的傳統觀念和說法大
膽懷疑，敢於否定，即使是經典之言，也往往以非聖人本意為由而加以批駁。他對
於自《詩》《書》直到孔、孟、董（仲舒），揚（雄）等人的著作或言論都進行過
批判。他還專門寫了一部批判被稱為“《春秋》外傳”的《國語》的專著《非國語》。
後來有人批評柳宗元“是非多謬於聖人”、“悖理害道”，主要就是因為他對聖賢
的權威多有冒犯，引起一些衛道士的不滿。
陸淳學派重“會通”的治學方法，也對柳宗元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反對“黨枯
竹，護朽骨”，不墨守成說，解釋儒經時除了不主一家外，進而兼取諸子百家。趙
匡曾經主張“既通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舍其偏滯”，“學兼經史，達
於政體”[注]，在學術上兼收並蓄，開闊視野。柳宗元受他們的啟發，認為“儒墨
名法”各家都具有“有益於世”的內容[注]。他又說：“楊、墨、申、商、刑名、
縱橫之說……皆有以佐世”[注]。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柳宗元身上較少酸腐之氣、
文化心理上不那麼狹隘，對待異質文化不像韓愈那樣簡單排斥。他從古代各種文化、
各家學說中汲取了優秀的營養，對他政治上主張變革，思想上融合儒佛，文學上勇
於借鑑、大膽創新，具有積極的作用。
四、批判天人感應 恢復儒學原旨
傳統儒學緊扣社會、人生的現實問題，以仁義禮樂為價值體系，干預社會政治
生活，努力於社會風俗的改善，重人道、輕天道，所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聯合在一起，提出“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