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立身處世，自有一套人生態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與世無爭，能夠安時順處，
自尋樂趣，是因他從歷史和現實中，看到了許多陰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
己為要的處世哲學。關於這一層，可從《擊攘集》的詩篇中看得明白。如《安樂窩
中吟》組詩中的第一首云：“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
“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他的職分就是在安樂窩中寫作《皇極經世》
和看花、飲酒、賦詩。於外一切，皆無興趣。
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
樂和狂放不羈，而是適可而止，很有節制。在飲食方面，只是每日哺時（申時）飲
酒三四甌，微薰即止。他說：“酌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
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安
樂窩中吟》第十一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技”（同上）。朱熹對
此有看法說：“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有學生
問朱熹：“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朱熹說：“因是，康節固有三詩稱讚子房。”
這說明邵雍只是求樂，而不是享樂主義者，只是對人生採取達觀態度，故而能夠自
待其樂。他還有詩寫道：“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日無憂”，這也說明他為什
麼不重名位，能夠清虛自守。邵雍的處世態度的確受張良之影響，難怪朱熹說他
“有個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語類》卷100）。邵雍曾在《張子房吟》中稱讚張良
是一個“善始又善終”的人，這就是一證。由於他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善於同
一些上層人物融洽相處，當時的著名大臣有詩說：“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
世塵。”（《邵子全書》卷20）。這無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處世態度。
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他雖然同舊黨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並且也不贊成王安
石的新法，但不應該把邵雍同舊黨官僚相提並論。邵雍為人寬厚，遇事不走極端。
如他重病時，敵視新法的程頤去看望他，問道：“從此永訣，列有見告乎？”邵雍
“舉兩手”示意說：“前面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外，況能使人行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