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對此沒作說明。又如，在情慾上，“聖人發而中節，而眾人不中節也”，這
又是什麼原因，他也沒作解答，這一點恰好被朱熹抓了辮子，機敏的朱熹把“發而
中節”用來作為性善論的根據。況且，胡宏的人性論，仍然離開了人的社會性來講
人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質問題。這些都是他在理論思維上的缺陷。
（三）“緣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論
理學家一般都講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理論也有獨到
之處。
首先，他提出了“緣事物而知”的命題。胡宏說：“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
知不致”（《知言》卷4，《大學》）。如何格物致知呢？他說：“夫人生非生而知
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是以節事取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致其知
焉。”（《五峰集》卷3，《復齋記》）可以看出，胡宏的“格物致知”就是緣事物
而知。他認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後天得到的，是通過客觀事物的接觸和了解得
來的。接觸和了解客觀事物必須用耳目等感覺器官。他說：“夫耳目者，心之所以
流通也；若夫圖形具而不能見，耳形具而不能聞，則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
《五峰集》卷2，《與吳元忠四首》）“耳目通則事情判矣”（同上）。肯定了只有
通過耳目等感官，才能了解和辨別事物的真相，這就肯定了感性經驗在致知過程中
的基本作用。
與上述觀點相應，在名實問題上，胡宏肯定有實而後有名，他說：“有實而後
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
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知言》卷5，《漢文》）這是他在認識論上實事求是
和務實精神的表現。從這個思想出發，胡宏反對知識分子“專守方冊，日談仁義”
的虛華之見”。他說：“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於流俗，不可
不戒。”（《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這種重視實功實事的精神是值得稱
贊的。
胡宏不僅強調了感性知識的重要性，同時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所以他又認為，
致知不能僅僅“安於耳目形器”。他說：“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