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自幼養成了獨立思考、盤根問底的學習方法。當時學子都要讀《四書》、
《五經》。《大學》是《四書》之一，宋代理學家極力表彰，朱熹並作《大學章句》，
將《大學》一篇分為經、傳兩個部分，並移易舊文。從首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對於朱烹區分經傳，雖然有人提出過懷疑，但
五百多年來，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占據了統治地位，人們也就相信了朱熹
的說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師講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
下，戴震問：“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塾師回答說：“此朱文公所說。”又問：“朱文公何時人？”回答說：“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時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幾二千年
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師無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說“此非常兒也。”
的確，戴震小小年紀就敢於懷疑，不盲從，表現出與眾不同的一面，這對他後
來倡導樸學、批判權威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戴震讀書，有一種“每一字必求其義”的習慣。塾師授課，講以下引文凡見於
《年譜》者不再注出處，凡見《戴震集》者僅注篇名。解前人的傳注訓詁，戴震往
往不明其義。他不喜歡人云亦云，何況前人傳注中往往謬誤百出。因此，他要探本
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窮究近代字書及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
在此基礎上，他“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伍考究，
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以為定詁，由是盡通。”這樣，為以後學術、思想更
上一層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先通訓詁”成為戴震及其後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治學
方法。
《十三經註疏》卷帙浩繁，達數百萬言。可17歲的戴震已能“全舉其辭”。他
後來對段玉裁說：“余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背）誦也。”又說：“經
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
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給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說：“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