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秋冬時，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
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
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惡禪學，
無有為之者。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
忽思蒼生困苦，則問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為，則即束裝歸廬先墓上。同門
見歌哭無常，以為狂而有心疾矣”（年譜）。
顯然，這是康有為思想激烈動盪、傍惶時期。面對中國的現實，過去的信念受
到了衝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這不能不是一個痛苦而情緒非常不安的過程。這正
恰如康有為自己所述：“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歸依之時”
（年譜）。
幾年的學習，給康有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其理學政學之基礎，
皆得諸九江”；“生平言學，必推次琦”；“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
棄舊學，自此始也”（年譜）。
1879年春，康有為回到家鄉，決定前往山水幽勝的西樵山白雲洞，讀書養性，
希望能在大自然的薰陶和道佛之書的引導下，擺脫焦躁不安心緒，同時讓思想自由
馳騁，以尋找真理的本，求魂氣之靈。在這裡，康有為面壁長齋靜坐累月，“專講
道佛之書，養神明，棄渣滓。時或嘯歌為詩文，徘徊散發，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席
芳草，臨清流，修柯這雲，清泉滿聽，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
普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請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
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年譜）。
儘管如此苦讀，但康有為仍未找到滿意的答案。恰在這個時候，翰林院編修張
延秋的到來，為康有為的治學面向社會架起了橋樑。當張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學士游
西樵山時，就碰上了這個衣履不整、披頭散髮、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為，並且還同
這位性情急躁、傲氣十足的青年人發生了激烈爭吵。但“素以文學有盛名。於京師”
的張延秋並未責怪康有為，相反卻認為他有個性，談吐不俗，因而“盛稱之”。回